□
  羅偉章
  太陽並沒有出,可它的光輝已經照亮了整個天空。太陽總是首先照亮天空,再把光芒灑到大地上。天空不亮,地球上永遠也不可能享受溫和的日光。從童年至今,我無數次觀察日出,有時候,鄉村的人們已荷鋤上山,城裡的人們已潮水般從街道上涌過,大地卻依然一片陰冷,我們都以為太陽不會出來了,可抬頭一望,一顆紅球,早已靜默地掛在東天……古往今來,寫太陽的文章不計其數,但我只對兩個人感興趣。一是日本的德富蘆花,二是美國的梭羅。德富蘆花細心記錄了日落需用的時間,得出太陽由銜山到全然沉入地表,需要三分鐘的結論。只有真正熱愛太陽的人,才這麼在意於它的衰落和崛起。尤其讓我感動的是梭羅,他說:“不僅要觀察日出和黎明,如果可能,還要瞻仰大自然本身!多少個冬夏黎明,還在任何鄰居為他們的事務奔波之前,我就出外乾我的事了!……真的,我雖沒有具體地助日出以一臂之力,可是不要懷疑,在日出之前出現是最重要的事了。”他沒有用任何花哨的筆墨寫日出的過程,但迄今為止,這是我看到的關於日出最動人的文字了。他在太陽出來之前就去大地上幹活,跟太陽一起經受著“誕生”的陣痛。
  夜雨之後,黎明的路濕潤潤的,草尖上不見水珠,卻能聞到雨的氣息,甚至能嗅到從夜晚帶來的清冷的薄荷味。地面早已被環衛工人清掃乾凈,好一派清爽、安全與寧靜。廣大的天空上,飄著幾朵雲,雲的距離挨得很近,有的如少女般明亮,有的沉穩得像個事業有成的中年男人,有的老態龍鐘,卻是一副比誰都滋潤的模樣。這是一個和睦的家庭,一個燈光亮了、還沒來得及退出舞臺的演員群體。在這樣的早晨,我的心情總是出奇的美好。我的腳踏在大地上,卻總覺得自己正行走在天空上。我們安居於大地,不要忘記了天空。
  世間有兩種文學:植根於大地的文學和植根於觀念的文學。植根大地的,生生不息;植根觀念的,枯枝敗葉。藝術家需要幻想和狂熱,但比幻想和狂熱更重要的,是高度的清醒。阿娜伊斯·寧說,對藝術家而言,幻想和狂熱比清醒更接近神性,但在我看來,要是沒有清醒,那將是一個無所作為的神。清晰就意味著不安,意味著對抗。任何一種物體,都需要對抗的力量,與之對抗的力量消失,它自己的力量也隨之消失。人的心靈也是如此。比如索爾仁尼琴,被驅逐整整二十年後回到祖國,發現國家已發生巨大變化,與他抗衡的那股力,已不復存在,於是他顯得無所適從。他得諾貝爾獎授獎詞中第一句話是:“像所有作家一樣,索爾仁尼琴無疑受到時代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的影響。”這種影響,也就是激發他創作才華的對抗性物體。作家要面臨的困難在於,當這種對抗性消失,應當去哪裡尋找另一種力量?
  一群人朝一個地方走去,途中,某人看到岔道上有隻蜻蜓在飛,他就朝蜻蜓靠近,蜻蜓越飛越遠,他在岔道上也越走越遠。到後來,他完全脫離了大部隊。他付出的代價是:可能錯過了午飯,也沒有水喝,更重要的,他離開了群體,沒有伴侶,非常孤獨。然而,他開闢了另一個方向。這就是創新。創新的前提是:你有沒有足夠的好奇心,足夠到完全忘記了有個群體,也忘記了饑渴。你開闢的方向,是被好奇心驅使,在無意識中完成的。好奇心也就是你的天真,你有沒有足夠的天真。保持天真相當困難,所以畢加索說,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像個老年人那樣畫畫,但到了老年,我也沒學會兒童的天真。其實天真不是學來的。世界上的很多東西可以裝出來,裝天真不行,有人裝得很天真,但瞎子也知道那是裝的。裝假有千萬種,裝天真最讓人厭惡。我們從兒童到成年,天真在一步步喪失,也就是我們的藝術氣質在一步步喪失,有的人最終還保留了一些,他就可能成個作家、詩人。
  沒有那種天真,跟著大部隊走,是不是就沒有出息呢?當然不是。它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,至少,你可以在午餐桌上獲得一個席位,你感到安全,也不寂寞。大部隊去的方向,處在公共視野中,通常而言,會是一個巨大的存在,也就是說,它本身應該是有價值的。你有沒有本事,就看你能否在這個巨大的存在上做功夫。比如我們一群人去爬山,有人爬到三百米,就說,差不多了,就這樣了,用不著再往上爬了。有人爬到七百米,一千米,更會產生這種感覺,然而,有人爬到了五千米,甚至八千米。爬到八千米的人,他的身後也沒有人,他跟那開闢另一個方向的人一樣,將錯過午餐,將無限孤獨,他們承受著同樣的東西。但又有區別:開闢另一方向的,很可能看到旖旎的風光,而跟著大部隊走卻獨自爬到更高處的,不僅沒多少風光可看,還會缺氧。他需要承受更大的壓力。但他值得,因為他在獨自向上登攀時,就知道:一個人承擔越多,成就越大,承擔越少,成就越小。
  ——卡夫卡說,虛構比發現容易。我們姑且把開闢另一個方向當成虛構,把跟著大部隊走當成發現(確切地說是發現的可能),在卡夫卡眼裡,前者比後者容易。拐進岔道是容易的,跟著一群人走,去偵察到別人忽略的事物,是困難的。當卡夫卡有一天在稿紙上寫道:“格裡高·薩姆莎從煩躁不安的夢中醒來時,發現他在床上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甲蟲。”他是拐到岔道上了。他對人類遭遇的困境,人類的異化,有了刻骨銘心的認識,用通常的方法已無法表達時,無意中用了這種方法,走向岔道去的方法。但他自己並沒意識到,首先是別人意識到的,說那是創新。而正是這樣一位作家,當他清醒過來時,卻說,虛構比發現容易。
  托爾斯泰說:“我們的全部文明都是野蠻的,而文化則相反,它是和平人民的產物,是弱者的產物,而不是強者的產物,所謂生存競爭不過是編造出來的謊話,是替壞事做辯護。”他指出的文明與文化的分野,我還不能徹底地、清晰地理解,但我覺得他說得是多麼好。文明來自強者,所以野蠻,文化來自弱者,來自最為日常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,所以隱忍。托爾斯泰的思想方法是怎麼得來的?對我而言,他確實是精神的父親,但我簡直無法想象跟他見面的情景,他一定會帶著鋒利的目光,問一些我根本就回答不上來的問題。
  (原標題:靜默與明亮)
創作者介紹

vrstzypsfme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(0) 人氣()